儿时年味 美好时光

儿时的年味，是时光酿造的一坛老酒。

受访者供图

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晃眼，我已过了花甲之年。如今站在岁末的路口回望，那个在粤北农村疯跑的野小子，早已步态蹒跚。

现在的年，总觉得少了些滋味，只剩下日历上一个红色的数字。记忆深处，儿时的年，才是热气腾腾、魂牵梦萦的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物质是匮乏的，但快乐是满溢的。对于在乡村长大的我来说，“大人盼插田，小孩盼过年”，是挂在嘴边的念想。一进腊月，村里的风虽带着凛冽的寒意，却吹不散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心里的热火。每天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掰着手指头数：离过年还有几天？那时候的期盼，纯粹得像山涧里的溪水，清亮见底。

年味，首先是从味蕾上苏醒的。

在粤北乡村，过年不做些油炸年料，那就不叫过年。母亲是做“油角”和“豆角酥”的好手。那时，家里的砖灶烧得通红，大铁锅里的菜籽油滚烫得冒烟。母亲把和好的面团揉捏成一个个半月形的油角，包入花生、芝麻和白糖做的馅，捏出花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顺着锅边滑下去。

“滋啦”一声，金黄的油角在油锅里翻滚，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就在屋子里炸开了。我和弟弟哪忍得住，围着灶台转圈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。母亲炸好，一个个捞起来，还没沥完油，我们的手就伸了过去。烫得在两只手里倒腾着扔，嘴里却“呼呼”地吹着气，咬上一口，酥脆掉渣，甜得心都要化了。除了油角，还有糖根、豆角酥、猪糕团、油糍，那几天，家里的厨房永远是烟雾缭绕，香气弥漫，那是幸福最具体的模样。

除了吃的，还有穿的。那时的新衣，不是商场里买的，多是母亲扯布请村里裁缝缝制的。

我是家里的男孩，最盼望的不过是一件蓝色的或灰色卡其中山装，又或是一条耐磨的灯芯绒裤。除夕晚上，把新衣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枕头底下，激动得翻来覆去，一夜睡不着。天刚蒙蒙亮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穿上新衣，对着镜子照了又照，觉得那一刻自己就是世界上最神气的小伙子。那种焕然一新的喜悦，足以让我在小伙伴面前昂首挺胸好几天。

当然，过年最重头戏的，还是拜年和压岁钱。虽然那时的红包只是象征性的，几毛钱，甚至几分钱，但对孩子来说，那是属于我们的一笔“财富”。

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有一个春节，我大概十来岁，堂姐夫来拜年。他是个爽快人，在城里工作，每次来都显得气派。他一进门，寒暄几句后，便笑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就要往我手里塞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眼睛都直了。谁料，父亲眼疾手快，一个劲地摆手呵斥：“哎呀，姐夫，你这怎么行！自家亲戚，搞这些客套做什么？快收回去，孩子不能要！”

母亲也在一旁帮腔，说我不懂事，推辞得厉害。堂姐夫拗不过父母的面子，红包递了一半，只好讪讪地收回。

我站在一旁，心里的火苗一下子被浇灭了，委屈得想哭。那可是红包啊！那年代，一块两块钱能买好多作业本，还能去村里的代销店买好多擦炮。我不甘心，眼睛一直瞟着堂姐夫的口袋。

堂姐夫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趁着父母转身去厨房泡茶的功夫，冲我挤了挤眼，指了指门外。我心领神会，立马跟了出去。

那时农村的厕所都在屋外，是用黄泥夯土墙围起来的茅坑。大冬天的，寒风呼呼地刮。堂姐夫领着我走到厕所后面，见四下无人，迅速掏出那个早已准备好的红包，塞进我的手里，低声说：“拿着！别让爹娘看见，买点鞭炮玩。”

我摸着红包的厚度，心里一阵狂喜，那厚度，绝不仅仅是一两毛钱！待走远了，我躲在一个背风的墙角，偷偷打开一看，一张崭新的贰元纸币，那是绿色的“车床女工”啊！

那一刻，我简直觉得自己成了富翁。两块钱，在那个年月，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，绝对是一笔“巨款”。那是我童年里收到的最大一个红包。为了这两块钱，我经历的“曲折”和“秘密”，成了心底最独特也最深刻的年味记忆。拿着这笔钱，我买到了心仪已久的“冲天炮”，整个正月都在小伙伴羡慕的目光中度过。

如今，日子好了，餐桌上的鱼肉早已不是稀罕物，新衣随时都能买，红包里的钱也从几毛变成了几百上千。可是，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年味淡了？

或许，我们怀念的，不仅仅是那两块钱的巨款，也不仅仅是那口酥脆的油角，而是那个年代里，人与人之间虽然物质匮乏却热气腾腾的情感，是父母严厉管教下亲戚偷偷塞过来的那份疼爱，是那个容易满足、单纯快乐的自己。

“一夜腊寒随漏尽，十分春色破朝来。”儿时的年味，是时光酿造的一坛老酒，封存在岁月深处。每当春节来临，那酒香便穿越几十年的风尘，悠悠地飘来，温暖了异乡的客，也温柔了沧桑的心。那份美好时光，再也回不去，却永远忘不掉。

【作者】曾诚（南雄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）

【本文责编】张蓓蕾

【频道编辑】周丽娜 陈冰青

【文字校对】华成民

【值班主编】蒋玉 刘树强

【文章来源】南方杂志党建频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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